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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都記者 王騫
  47歲的鄭艷良坐在輪椅上,兩條腿都沒了,其中那條右腿還是因為看不起病,自己鋸掉的。5個月前,他給報社打電話,說了自己的故事,數百家媒體涌入他的家,稱他為中國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中難以顧及的大病患者代表。報道熱潮過後,醫療保障體系依舊沒什麼改變,而迫使他鋸腿的下肢動脈血栓又犯了。
  “上次算報社把我救了”,他說:“這次能不能再幫幫忙”?春節前幾天,躺在北京友誼醫院搶救的那幾天里,他翻出上次記者們留下的電話,一個個地打。上次媒體報道後,他收到了30多萬元的社會捐款,這次出院後,賬戶里還剩下13萬元。他擔心再犯病,又要看不起了,他想活下去。
  貧困鄉村
  元宵節前一天,醫生通知他出院,一家採訪過他的報社雇了救護車把他送回家。這個位於河北省保定市東臧村的農家院,空關了20多天,院子里堆著殘雪,走進去冷氣直鑽腳心。鄭艷良的妻子沈忠紅往暖氣爐里塞上煤,燒熱了暖氣片,又往鄭艷良身邊放個小煤爐,煤炭漸漸變紅,散髮出熱量,但風一刮,擋在窗戶前的塑料布就被扯得“噗噗”響,小煤爐里的那麼點暖意,又被吹散了。
  “村裡幫不上鄭艷良,這是個窮村,保定是個窮市”,村裡的黨支部副書記鄭金友說,“都是因為離北京太近了”。東臧村距離北京170公里,去年京廣高鐵開通後,從北京到保定40分鐘即達,但一齣保定火車站,想找輛出租車都很難,即便有出租車,司機們也不用計價器,從火車站到東臧村10公里左右的距離,出租車和黑車一律報價80元。
  這裡和北京是徹底不同的兩個世界。離開火車站簇新的大樓,開上幾分鐘車就進入了典型的華北鄉村,家家戶戶的院牆都砌到2米多高,紅磚的房子高大,牆體單薄,一家家,緊挨著。村子外面的田地,被霧霾終年籠罩,因為水源匱乏,只能種玉米和小麥,一年每畝地的收入約為1200-1300元。“現在種小麥掙不到錢,種玉米還能掙點。”鄭艷良說。
  生病前,鄭艷良和大多數村民一樣,一半家庭收入來自種地。另一半,依靠在附近的磚場打工所得。20年前,鄭艷良在北京打過工,當製作廣告牌的工人,北京吃飯都貴,他不識字,覺得掙不到錢,幹了三年就回家種地了。2000年後,他開始在村裡的磚場拉磚坯,一車磚坯上千斤,他就一步步拉著送到磚窯里,收入從幾百元一個月漲到1200元一個月。
  2005年,亞洲開發銀行資助的一份報告首次提出“環京津貧困帶”的概念:在北京和天津周圍,環繞著河北3798個貧困村、32個貧困縣,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萬貧困人口。雖然東臧村不在此之列,但情況並沒有好多少。
  東臧村的人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,比貧困線的標準高出一些。2011年,中國將貧困線的標準提到了人均年收入2300元。對鄭艷良還有大部分河北的村民而言,這樣的收入仍然生活艱難。
  他和妻子沈忠紅有個女兒,還要供養75歲的父母,2012年的春節,血栓突然堵塞住他的兩條腿動脈後,他讓正在讀初二的女兒輟學,出門打工,換取生活費。“村裡很少有人讀大學,供不起”,鄭艷良的鄰居說。這個春節,鄭艷良再次犯病,女兒又沒錢去北京,就在附近縣城的餐館里打工。
  2004年開始,中國在農村推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(簡稱“新農合”),農民們每月支付幾十元的費用即可加入,但這份醫療保險無力應付鄭艷良的醫葯費,2014年,河北省的新農合最多可以報銷到10萬。實際上報銷有各種條件,幾乎沒有可能報足這個數字,而鄭艷良第一次犯病時,北京一家醫院告訴他需要付30萬元才能治理。他說,“我拿不出這筆錢,只有回家等死”。
  鄭艷良是家裡的獨子,有一個姐姐和兩個妹妹,一個妹妹嫁到北京,其他姐妹都在附近的村莊裡住著。他的大姐有兩個孩子,為供長女讀大學,小兒子只能放棄學業,大姐說:“供不起兩個,每年都是在女兒交學費前,才把玉米小麥賣掉,這樣留出來的學費。”
  鄭艷良的父親,在村裡頗受尊重,村裡有點婚喪嫁娶的事,都請他主事,鄭艷良一生病,父親哪都不去了,就每周在集市上守著一個賣水龍頭零件的攤,“不指望能掙多少錢,至少能不靠兒子吃飯”。鄭艷良的父母住院子南側,院子造了30多年,屋頂都漏了,誰也拿不出錢來整修。
  “鄭艷良一病,就成了村裡最窮的人家了”,春節前新上任的村支書對鄭艷良說:村裡決定今年申請一些經費,幫他家先把屋頂給修了。再試下支持他做點小微型企業,幫他找到穩定的生活來源。
  鄭艷良望著年輕又熱情的村支書,沉默著。他擔心的是自己的病還會不會犯,他想活下去。
  鋸腿自救
  鋸了腿18個月後,他才起了這個念頭。之前,他一直在等死。
  病痛來得突然。2012年春節的年初六,他和親友在打牌,突然右腿開始劇痛起來,“像刀在裡面剜”,保定的醫院當晚沒查出什麼問題,讓他轉到北京301解放軍總醫院去檢查,幾個小時內,他已經無法直立行走了。301醫院讓他先交30萬元截肢,但又不能保證手術毫無風險,他交不起這筆錢,返回保定252醫院再做檢查,有醫生告訴他,不動手術,活不過15天,最後他選擇“保守治療”,就是回家躺著吃止痛藥。
  “他疼得通宵嚎叫,叫得鄰居們都睡不著”。大姐說,他們買好了壽衣,隨時預備著送他走。沒幾天,鄭艷良的父親犯了高血壓,住院去了,留下沈忠紅通宵陪著丈夫,鄭艷良的兩條腿漸漸發黑,流膿,身下整日墊著紙尿片,走路得用手搬著腿。
  熬到陰曆三月二十四,陽曆4月14日,鄭艷良生日44歲生日的前一天早上,他看到有蛆從腐爛的腿里爬出來,他覺得噁心,就說了一句:鋸了。沈忠紅以為他發脾氣,躲在外屋沒理他,過了十幾分鐘,鄭艷良在裡面叫她,“我把腿給鋸了”。沈忠紅進去,被眼前的場面給嚇壞了,不知該怎麼辦,就把斷腿包好放在院子的一口破缸里。
  鄭艷良還給躺在醫院里的父親打了電話,他說:“把腿給鋸了”。
  父親問:“你受得了?”
  他答:“受不了也得受”。
  他不是唯一一個因為貧窮試圖自我醫治的人。2011年5月,53歲的進城農民工吳遠碧用菜刀剖開腹部,想放出腹部積水。尿毒症患者胡頌文,用廚具自製血透機,自己做血透延續了13年生命。成功或失敗,看各人的運氣。
  鄭艷良的運氣算好的。他在家用碘伏和紗布敷了幾個月的傷口,眼見著傷口漸漸愈合,大妹在北京給他買了輪椅,他讓沈忠紅推著他,去找村支書、縣民政局和省民政局請求救助,2012年秋天,民政局給他辦了低保,2013年兩會結束後,保定市民政局給他送來5000元,村裡關照他別再找人“鬧了”,他就再沒去求過政府。
  “完全沒有辦法了,才找媒體”,他說。2013年10月,他給河北燕趙都市報打了電話,第二天報社發表了他的故事,第三天,上百家媒體涌向他家,最多時院子外面停了30輛車,外國媒體都找來了,鄭艷良說:“這是中國的醜事,我不能接受採訪”。
  當天下午,村委會把他送進了保定市第二醫院,保定市市長和衛生局局長都來探望過他。媒體公佈了他的賬號,捐款立刻涌來。醫院免費給他做了左腿的截肢手術,清理了右腿的傷口。出院後,他一直計划著用社會捐款裝副質量好點的假肢,能再站起來,繼續工作。沒想到2014年春節前兩天,血栓又出現了。
  想活下去
  北京友誼醫院最終診斷他是腎病綜合徵引發的血栓,他才想起來,7歲到10歲之間,他患有腎炎,經常住院,害得他連小學都沒讀幾天,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,什麼都不認識。這次搶救過後,醫生開出11種藥,讓他先吃上一年半。他覺得腿還漲得疼,怕醫院是擔心他沒錢,想趕他走,又給記者打電話,讓“幫忙和醫院說說”。
  這種猜忌讓醫生有些焦慮,主治醫生在電話里反覆告訴記者,腎臟科的醫生和他講了2個小時,他應該能明白。他的病情,目前就是用藥物控制。醫生建議他3個月後去複查一次,如果病情惡化,鄭艷良可能會出現腎功能衰竭,需要依靠血透生存。
  他病倒後,屋裡屋外的活,都是沈忠紅一個人照料。再次出院的這天下午,沈忠紅穿著單薄的衣服,在院子里砸著取暖用的煤塊。沈忠紅比鄭艷良小十幾歲,說起當年結婚時,鄭艷良瞞著年齡來提親,她直到婚後才知道真相就啞然失笑。談到未來,她收斂了笑容說:“一天天過唄”。
  整個下午,幾個鄰居一直坐在鄭艷良身邊,有個鄰居探過頭來問記者,“沒有媒體和報紙,你看他能活不?”鄭艷良隨後遞過來一份訴狀,要求記者關註村裡磚場的土地,被低價出租的事。
  鄭艷良曾經在這個磚場打過工,為了改善北京的環境污染,這個磚場幾年前就停工了。300多畝地被村委會以300萬元的價格出租給商戶50年。村民們沒有分到租金,又覺得這塊地租便宜了,要求追查。鎮政府調查後,認為不存在什麼問題,但村民們依舊心存疑慮。
  “現在不借鄭艷良的東風,以後還有人會管嗎?”鄰居說。鄭艷良在一旁點頭說,“我半條命的人了,不怕”。等鄰居散去,他又擔心起未來。這次犯病正好遇上春節,之前採訪過他的幾百家媒體,只有三四家去了友誼醫院,“這次媒體也沒公佈我的捐款賬號,”他低聲地請求記者:能不能幫忙公佈一下賬號?他說,想活下去。  (原標題:鄭艷良:想活下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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